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对许多人来说，否定的答案总是使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而得出肯定的答案，往往就理直气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一些常见的论证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机构组织。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基本上都使用上面的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而现在有的论者在大发宏论之前，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东西，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这实际上已经偷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另一种近年更常见的做法，也迹近偷换概念：论者先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然后设法论证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竟被归结为只有两个字：“求是”。有的人再加四个字：“精益求精”。接下去的进展就不难预料了──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上面六个字来，当然是易如反掌，于是断言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精神又等于科学，于是就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上面这种论证的荒谬之处，又远过于前一种。姑不论“科学”与“科学精神”能否等同，只看对科学精神的归纳，就大成问题。不错，在科学精神中确实可以包含“求是”和“精益求精”；但是能不能反过来推论，只要有此六字，就是有了科学精神呢？让我们来设想，在──比如说吧──两千年前的汉代，有一位迷人的、但是不识字的红妆少妇，这一天她正对镜梳妆，当她精心梳理她的发型时，她难道不知道精益求精吗？当她反复描绘她的秀眉时，她难道不知道“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吗？那么，好啊！当欧洲人还在罗马帝国的征伐下呻吟时，我们中国千千万万不识字的少妇们都已经毫无疑问地掌握着科学精神，更不用说那个时代的博学之士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科学精神”，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将科学精神归纳成这样六个字，只是对科学精神的庸俗化，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
我并不打算在这篇小文中来论断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还没有勇敢到认为这样复杂的问题可以靠一篇千字文来解决。我只是试图在这里指出，有些关于“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论证是荒谬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肯定的答案。如果中国古代真有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那自然很不错；要是没有，我们也完全应该坦然处之──毕竟，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科学，有没有科学精神，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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